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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之后,赵雷们能不能 “脱贫致富”?民谣的商业变现途径

作者:jcmp      发布时间:2021-04-27      浏览量:0
上周六,赵雷作为踢馆歌手在《歌手》这个“

上周六,赵雷作为踢馆歌手在《歌手》这个“爱拼高音才会赢”的舞台上,凭借一首娓娓道来的《成都》拿到了第二名的好成绩。赵雷火了,《成都》火了,民谣这个一直以来“不温不火”的话题,也意外地开始持续性占领大家的头条。

从《董小姐》到《南山南》,再到如今的《成都》,近几年来,民谣似乎并不欠缺刷屏爆款。不过,赵雷的这次走红在多信源多维度地拆解下,让人看到了有关民谣除了“姑娘和远方”以外其他的成长切面。

比如,除了为大众所认知,赵雷们如今似乎有了更多的路径,去帮助他们实现普世价值观中的某种“成功”——靠音乐获得知名度和可观的收入。

为什么中国民谣一直挣扎在温饱线

所谓“弹琴毁三代,民谣穷一生”,中国民谣歌手们的“艰辛”故事大家似乎都已经听了不少。

赵雷17岁到地下通道里唱歌,18岁去酒吧驻唱,20多岁揣着700多块钱踏上了外出的路,从此西藏云南,四处流浪。做第一张专辑《赵小雷》时,他开了个15平米的小工作室,是借了60万在胡同倒腾的。

而赵雷的老师,被誉为“民谣诗人”的独立音乐人赵照,他在做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大经厂》的时候连唱片公司都没找,而是买了一台512MB内存的电脑和几百块的话筒,再从自己驻唱的酒吧借了个调音台,自己录音和排版。这张《大经厂》2010年发行了3000张,直到2015年才卖完。

就连如今被称为国内“民谣一哥”的李志,也经历过演出只卖了几张票的苦日子,也曾联合周云蓬等音乐人成为第一批站出来维权的摇滚(民谣)乐队。

被称为“杭州民谣第一人”的朱七,在接受采访时曾坦言对于自己来说,“音乐只占生活的十分之一”——“为什么不选择专心做音乐?因为怕饿死啊!”

不仅是歌手穷,很多人都说,“民谣听起来就很穷”,甚至“民谣里唱的爱情让人感觉连冈本都用不起”。以至于有人有大数据分析民谣歌词:一包兰州香烟,一把破木吉他,这些直接或间接表明穷酸生活状态的词语在歌词中比比皆是。此外,编曲和乐器的单薄,似乎也映射出民谣歌手并不宽裕的物质基础。

“唱民谣的人啊,你到底遇到过几个姑娘……”

民谣在中国的窘迫处境似乎和摇滚有些相似之处。在知乎问题“为什么国外的摇滚乐队商业上很成功,中国的就不行?”有知友说,“主要是因为在中国,逼格党把所有发了财的摇滚乐队和歌手都开除出摇滚圈了。”民谣似乎也是这样。如果说在国外,民谣、摇滚更多是一种曲风;在中国,似乎更多粉丝愿意把它们解读成一种情怀、精神亦或是逼格。

对于传统明星,尤其是养成模式下的偶像,粉丝往往会倾向于自发地扮演起偶像经营推广者的角色,不管是高价购买演唱会门票,还是为专辑捧场,都为爱豆的商业变现添砖加瓦;然而, 这样的“粉丝经济”在民谣圈却似乎不那么奏效。 一些自诩小众的粉丝对于自家歌手有着强烈的私藏意识,对于自身所处的圈层也有明确的归属感和排异性。当赵雷一炮而红,就有一些粉丝说像是“自己珍藏了很久的宝贝,不得已送给了别人”。

当然,除此之外,在中国,唱片工业不完备,音乐工业体系尚未健全,版权保护相关政策不到位,听众付费意识未得到普及,以及独立音乐人和主流唱片经纪公司之间存在不兼容性等等,都可谓是致使民谣面对尴尬“贫困”局面的根本因素。

新一代民谣歌手面对的世界

正如袁娅维在《歌手》第三场被淘汰时所说,“可能在十年前,纯粹地做个唱片歌手,也是可以的。只是这个时代,造物,造星,发展得太快了。可能你只有参加比赛,才有人看你,这就是一个残酷的时代。”那么,新一代民谣歌手究竟面对一个怎样的世界?

被选秀节目招安?

曾经还有民谣歌手面临这样的苦恼:要不要参加选秀节目。如同赵照此前的矛盾,参加有种“被招安的感觉;不参加,“家人,我,需要钱”。

然而,如今民谣歌手似乎不再需要如此纠结了,因为,即便不参加,歌曲也总是被动走红。比如,赵照的《当你老了》,是经由莫文蔚和李健等大咖翻唱后走红的。同样,左立在《快乐男生》里唱红了《南方姑娘》,张磊在《中国好声音》里唱红了《南山南》,谭维维在《蒙面歌王》里唱红了《三十岁的女人》...由他人在综艺节目中翻唱后走红的民谣并不少见。

面对这样的现实,越来越多的民谣歌手们开始主动选择“被招安”。赵雷早在2010年的时候就参加了第二届快乐男声,2014年,又参加《中国好歌曲》,贡献了一首让刘欢赞不绝口的原创歌曲《画》。

当然,在这些五花八门的综艺节目之外,大到草莓、迷笛等品牌音乐节,小到一些独立的民谣音乐节,也为民谣歌手提供了一条被歌迷所认识和喜爱的产业通道。

社交网络成为主战场

宋冬野曾谈起过当今的民谣歌手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高晓松、朴树等人的不同,他说,“他们一开始在酒吧里演出,后来才延伸到网络;但我们和他们相反,我们是先在网络上创作,之后才落地演出的。”

在唱片工业被互联网打击溃败十多年后,新时代民谣歌手自我经营的路径带来了质的改变。野孩子乐队的手风琴手张玮玮曾说,“网络干了很多唱片公司干的事儿,歌手可以自己推广自己。”对于这些独立音乐人而言,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是展示自己的舞台,豆瓣、论坛、贴吧等互联网平台是连接粉丝的工具。在新媒体时代,他们甚至可以通过建立自己的自媒体平台来进行粉丝社群管理,提升知名度。同样,直播这一工具也开始为民谣歌手所运用。在全民K歌、酷狗直播、唱吧直播间、甚至是各大直播APP等等平台上,都越来越多地可见到民谣歌手的影子。

被称为“最会玩网络的独立音乐人”的好妹妹乐队2015年在工体举办的演唱会便是以网络众筹的方式解决了前期资金,而其全新创作专辑《实名制》更是打破了传统专辑制作的封闭录音室模式,与多位金牌制作人组成封闭创作营,将词曲创作及编曲制作过程,通过八大直播平台,向粉丝开放分享互动。

此外,社交网络的强大传播效力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传统的明星经纪模式。 以赵雷为例,大量的社交网络扩散式传播,与粉丝和自媒体自发的二次衍生加工,都让赵雷的传播热度呈指数级增加。

互联网平台的扶持

花粥豆瓣音乐人小站

2015年,豆瓣成立大福唱片,同时发起“金羊毛”计划,帮助音乐人在全球范围内各大数字音乐平台进行唱片的上架发行、结算付费及权利维护。

如今,除了那个文艺青年的聚集地,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在线音乐平台以及音乐类APP,开始大力扶持原创音乐了。

2014年,虾米第一次推出音乐人寻光计划;

2016年,网易云音乐公布石头计划,宣布投入2亿扶持独立音乐人;而重回市场的百度音乐也在推原创。

据统计数据显示,网易云音乐是国内独立音乐人入驻最多的音乐平台之一,平台上长期活跃着2万多位独立音乐人,上传原创音乐作品超过40万首。

民谣头部生态圈如何“圈钱”?

尽管大多数民谣歌手还在温饱线上挣扎,以李志、马頔、赵雷等为代表的头部民谣歌手们,似乎已经铺好了自己的变现版图。在头部民谣歌手的收益构成中,原创音乐(付费音乐分成+唱片)和演出(演唱会/商演)收入占有较大权重。

当前,数字专辑已成为了在国内音乐市场中被证明行之有效的一种新型商业模式。以赵雷去年12月21日起在网易云音乐起售的数字专辑《无法长大》为例,该专辑至今销量已达17.7万余,按照每张16元的价格,以及网传网易云音乐40%的分成比例,赵雷可得113万+的分成收入。而此前在网易云音乐独家首发其新数字专辑《在每一条伤心的应天大街上》的李志,更是只用了两天时间就突破了100万销售额。

在民谣圈中,广告代言尚不如流行歌手般普遍,但这样的苗头也依稀可见。此前在《我是歌手》中被贴上“民谣歌手”标签的李健,在参加完《我是歌手》后,他的商业代言为之大增,具体的如沃尔沃XC90、Libratone无线音箱、西藏5100冰川矿泉水等,此外,他还担任了微鲸的首席艺术顾问。在商业化道路上,也许李健会是未来民谣歌手们的一种学习范式。

此外, 音乐联盟带来的产业升级效应,直播 + 民谣的创新节目模式,民谣歌手经纪业务进化,民谣歌手的次元跨界,以及民谣和影视工业的结合 等等,或许也将成为民谣商业变现的未来形态。

赵雷和他的《成都》已经是个现象级产品,希望未来民谣的商业变现能够在音乐品质坚守的前提下,继续良性健康发展,为大家展现更多的“奇妙能力”。